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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監察體系的制度性提升及“賄絹案”“麥麩案”
    文章來源: 陽江廉政網    發布時間:2020-12-09 09:00    點擊: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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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是封建社會的高潮時期,是眾所周知的盛世時期。萌芽于先秦時期、初步形成于秦漢時期的監察制度,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王朝更迭、戰亂頻仍的洗禮,在唐朝得到進一步發展完善,達到相當嚴密和完備的境地。

    最重要的變化是御史大夫直屬于皇帝

    隋唐時代,中國的監察體系獲得制度性的提升,這表現為御史大夫從秦朝制度下從屬于丞相轉變為從屬于皇帝。

    秦朝剛從封建王國演變為帝制國家,制度上還保留著不少舊時代的印記。在封建王國制度下,所謂的丞相就是國王的大管家,總管一切庶務,故御史大夫作為副職輔佐丞相順理成章。但是,中央集權制國家體制下面,百官都是朝廷屬吏,而不是主宰一地的統治者,要實現這個轉變,就需要加強對內外官員的監察,一是擺正身份,二要遵紀守法。秦朝極其短命,其制度的各種弊端尚未暴露出來就滅亡了,所以對其制度的改革只能由后續王朝來進行。

    漢朝已經發現秦朝制度的種種弊端,開始進行調整,監察制度亦是其中之一。漢武帝時期頒布“六條問事”,規定了監察的內容與原則,同時把全國分為13個監察區,設置刺史,加強對地方官員的監察。但是,漢朝的監察更多是皇帝派遣信任官員進行,人治的色彩尚濃。

    隋唐兩朝是對秦朝制度進行重大改革的時代。隋朝與秦朝一樣早早滅亡,故制度變革的落地在唐朝完成。唐朝從制度上強化了監察制度,最重要的變化是把御史大夫改為直屬于皇帝。這就從制度上提升了監察機構的地位和權限。秦朝御史大夫隸屬于丞相。從制度層面而言,監察從屬于行政就難以對行政進行有效的監督。漢朝雖然提高監察官員的權限,但這種做法并非制度性的變革,更多屬于法家權術手段,用小官監察大官,以下級掣肘上級,方便皇帝操控權力,卻把法制淪為人治。唐太宗曾經批評曹操以權術治國,表明唐朝想走制度改革的正道。

    唐朝設御史大夫一人,從三品,略低于中書、門下主官的正三品,更低于行政中樞機關的尚書省主官。這應該是秦朝制度中官品定級的影響。但是,唐朝的宰相也是三品官,如“同中書門下三品”稱號所示,而且官品并不表現隸屬關系。因此,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及尚書省主官都直接向皇帝負責,形成了對國家決策和施政過程的監督。

    此外,唐朝非常重視對決策的監督,分別在中書省和門下省設置眾多的諫議官員,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稱作言官,參與朝廷決策,隨時提出諫議和批評。廣開言路,目的在于決策過程中就能夠盡早發現問題或者不足之處,提高決策的水平,避免到實行過程才發現糾正,付出很大代價。

    御史在朝廷機構運作中很受重視

    御史監察的內容分為國法和政令,也就是違法犯罪和貫徹政令兩個方面,同時也負責整肅紀律和朝儀。在具體進行監察時,分朝廷和地方,對朝廷官員的監察由殿中侍御史負責,對各個官署及郡縣百官的監察由監察御史負責。因為監察內容包含違法犯罪,所以對于官員犯罪的重大案件,御史有權介入調查和審判的過程,會同刑部、大理寺審理。

    御史的品級雖然略低一點,但在朝廷機構運作中很受重視。唐初有一位被唐高祖寄予厚望的官員李素立,組織部門擬任其為經濟部門官員,高祖不同意,說經濟部門是“要而不清”;改擬為大內秘書官,高祖又反對說此官“清而不要”;最后擬為侍御史,高祖同意道:“此官清而復要”。由此可知,唐朝視御史為“清要官”。唐太宗更加注重強化監察制度,注意以御史治吏,因此御史被稱為“雄要”。

    唐朝提拔官員,注重豐富的任職經歷,要求官員經過各種不同職位的磨煉。御史臺工作經歷有助于官員深刻了解法紀的底線,處理事務必須遵循的規則,恪守規章制度,對于提高官員的法紀素養大有裨益。這就出現了唐朝官員尤其是擔任高級職務者,經常是有御史臺工作經歷的。唐太宗朝的宰相,如高季輔擔任監察御史,敢于糾彈非法,不避權貴,因而不斷得到提升,轉任決策機構中書省的負責人,兼管吏部。張行成從殿中侍御史轉任門下省,主持刑部工作,升任宰相。唐太宗晚年的宰相劉洎也是從監察機構因業績突出而獲得拔擢擔任宰相的。輔佐唐玄宗開創“開元盛世”的賢相宋璟也出自御史。

    唐太宗之所以能一手締造強悍大唐,監察制度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武則天時代任用酷吏,大興告密之風,正常的監察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淪為政治工具。唐玄宗撥亂反正,監察制度回歸正常軌道。有唐一朝,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許多新的經濟與社會生態,國家管理也進一步擴大,官府和官吏多有很大的增加,與之相適應的監察職能也在加強。

    對于官員的監察重視道德懲戒、抓早抓小

    得益于完善的監察制度,唐朝尤其是唐朝初期對官員的監察很有成效。唐初的兩起案子就很能展現監察制度的效能。

    唐朝建立伊始,就建立了嚴厲的反腐敗法律?!缎绿茣?刑法志》記載,武德二年,新建立的唐朝很快就制定法令,頒布《格》五十三條,其中特別規定,官吏收受賄賂,貪贓枉法,一律不在赦免之列。對于官吏貪腐的監察非常嚴格,事無巨細,違法必究,哪怕是勛貴高官,也不寬恕。長孫順德是長孫皇后的族叔,唐朝起兵反隋時的核心成員之一,沖鋒陷陣,屢立軍功,成為唐朝開國的左驍衛大將軍、薛國公,既是皇親,又是元勛,十分尊顯。玄武門之變,他站在唐太宗一邊,血戰李建成部,再立大功。他和唐太宗的關系非同一般,甚至獲得留宿宮內的特殊待遇。有一次,長孫順德接受下人賄賂的絹帛,被發現了??峙潞芏嗳藭鶕娘@赫軍功與外戚地位以為此事將不了了之。其實不然,唐太宗親自處理此案,痛心地說道:“順德位高爵厚,如果能夠讀史自鑒,何至于貪污犯法呢!”按照唐朝的法律,元勛有將功抵罪的規定。但是,唐太宗認為如果就此放過他,不足以懲戒非法,于是想出一個辦法,在朝堂百官面前公布長孫順德案情,賞給他數十匹絹,讓他感到羞愧。這一招果然起作用,長孫順德隱居家中,抬不起頭來。見到他悔過甚深,唐太宗再度起用他為澤州刺史。上任后,長孫順德整肅官吏收受百姓錢財,追奪前任霸占的良田分給百姓,頗受贊譽。同一個長孫順德,前后判若兩人。

    辦一件懲治勛貴的案子,對全國上上下下的官員都是嚴肅的警示,收到很好的效果。在這個案子里還可以看到唐朝對官員的監督處理還體現出愛護的一面,那就是防微杜漸,避免因為監管過松造成官員膽大妄為,滑入犯罪的深淵。

    貞觀六年,朝廷的右衛將軍陳萬福從皇帝行宮九成宮回長安,路上住官方驛站的時候,多拿了驛站幾石的麩子,也就是小麥磨成面篩過后剩下的麥皮和碎屑,拿來飼養牲畜。這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但畢竟是多拿公物,貪小便宜,必須予以訓誡,以免將來犯更大的錯誤。所以,回來之后,唐太宗在朝廷上宣布賞賜陳萬福麩子,并讓他當眾自己背回家去。這下子讓陳萬福羞愧不已,恨不得打地洞鉆進去。有了廉恥之心,略施薄懲,就足以剎住不正之風。監督從嚴,看似小題大做,實則是對官員的愛護。

    從“賄絹案”及“麥麩案”這兩件事可以看出,唐朝對官員的監察,有重視道德懲戒、善于抓早抓小的特點。唐太宗不僅常常跟大臣講治國利民的大道理,還常常同官員們算一算經濟賬。如果遵紀守法,努力工作,可以逐步提升,一生可以正常領取多少薪俸和獎賞;反之,如果貪污違法而被懲處,不僅失去經濟利益,還會因身敗名裂而失去社會地位及世人的尊重,連累家人抬不起頭來,無形的損失難以計算。所以,貪腐是得不償失的。(韓昇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人,中國唐史學會理事,著有《唐太宗治國風云錄》《盛唐的格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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