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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言存道 一代清官張伯行與《唐宋八大家文鈔》
    文章來源: 陽江廉政網    發布時間:2020-12-18 10:13    點擊: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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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是中國古代選本文化的產物,選本作為文學批評的一種獨特方式,體現了編選者的文學思想。上圖是明代茅坤編寫《唐宋八大家文鈔》書影,茅坤不僅對每篇文章都有評點,而且對八大家的文章分別有一個總評,這一體例也為清朝張伯行采用。下圖是張伯行編寫《唐宋八大家文鈔》書影,這一頁展示的是曾鞏的文章,張伯行對曾鞏尤其推崇,這是與茅坤版本不同之處。

      一

      近期,遼寧省博物館推出“山高水長——唐宋八大家主題文物展”。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展示了漢語的無窮魅力與中華文化的精深雅致。清朝,有一位享有“天下清官第一”之美譽的官員,他就是張伯行,那么張伯行與唐宋八大家有什么關系呢?

      在張伯行諸多的清廉之舉中,他甫就任江蘇巡撫時公布的一篇禁止官員之間相互贈禮的“檄文”備受時人與后人稱道,其文不長,但堅定有力:“一黍一銖,皆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雖曰交際之常,于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本都院水蘗盟心,各司道亦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p>

      張伯行吃過不送禮的虧,但吃過虧后仍不愿隨波逐流。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張伯行赴任江蘇按察使,照例要向上司總督、巡撫送禮,有吏員告訴他以往是怎樣個送禮法,算下來“約需銀四千多兩”,張伯行說:“我乃清官,豈能辦此?”于是他便以自己行囊中攜帶的一些絲織品、扇子、帕子等物分送督撫,這些禮物只值數十金,結果督撫嫌禮物太輕,都不接受。

      到張伯行升任江蘇巡撫時,他希望能從不送禮這件事做起,逐步淳化官場風氣。張伯行任江蘇巡撫,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月,這一年他從福建巡撫調任江蘇巡撫。張伯行在福建為官不到三載,多有善政,如果翻檢張伯行的年譜,不難發現他在這期間傾注了大量心力在鰲峰書院的教學與刻書事業。

      對于深受程朱理學影響的張伯行而言,福建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這里是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的出生地,九曲溪畔,朱熹著書立說、教書育人的歷史使他動容??滴跛氖辏?707年),張伯行到任福建不久,便捐出自己的部分俸祿,在福州九仙山麓購屋數間,建起鰲峰書院。

      中國古代的書院在教學之外,還具有祭祀、藏書的功能,鰲峰書院也不例外。書院內設“正誼堂”,祭祀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五位大儒,這五位大儒是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一個書院主要祭祀哪些先賢,宣告了書院所認同的派別、所倡導的思想。張伯行對鰲峰書院的愿景,是將其建設成為復興程朱理學的陣地。

      在正誼堂后,是鰲峰書院的藏書樓,“置經史子集若干櫥”。張伯行努力為書院學生提供體面的就學條件,“士之來學者,日給廩餼,歲供衣服,無耳口紛營之累,而有朋友講習之樂?!宾椃鍟汉芸炷哿艘慌蚰绞ベt、淳厚篤實的師生,他們在張伯行的帶領下,共同開啟了《正誼堂全書》的編纂與刻印事業?!墩x堂全書》原刊五十五種,主要收錄程朱理學代表人物的著作,也有張伯行自己的著作,它的編纂與張伯行復興程朱理學的宏愿是分不開的?!墩x堂全書》除了上述理學家的著作外,還有一種《唐宋八大家文鈔》。

      二

      唐宋八大家之所以是我們今天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這八位大家而非其他人,得益于一部選本的流行。明朝末年,一位叫茅坤的文學家編輯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其實,八大家人選的確定與選本的刊行,都不從茅坤開始,但茅坤的選本影響力很大,此后雖不斷有人對八大家人選提出疑義,但均未能改變已經流行的說法,到了清朝,眾多的唐宋八大家文選問世,其中就有張伯行的選本。

      選本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種獨特方式,編選者選誰的文章不選誰的文章,選哪些文章不選哪些文章,已經透露出了他的文學理念,編選者甚至可以不再多寫一字,而高明的讀者自能會意。

      明朝茅坤編輯《唐宋八大家文鈔》,背景是其時文壇上的兩股潮流相互競爭,一者主張文宗秦漢,一者主張文宗唐宋,而茅坤推崇唐宋散文。清朝張伯行編輯《唐宋八大家文鈔》,也是基于其復興程朱理學的宏愿。

      前文提到了張伯行在福建任官時主持編纂了《正誼堂全書》,《唐宋八大家文鈔》是其中一種?!墩x堂全書》五十五種,分為立德、立功、立言、氣節、名儒粹語、名儒文集六個部分,《唐宋八大家文鈔》在立言部,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張伯行為《唐宋八大家文鈔》撰寫的序言,也是從立言說起的。

      《左傳》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睆埐姓J為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原是分不開的,“古之圣賢,本其德而垂諸言,以為功于萬世”。只是到了后世,三者各有所立,而難以兼而有之?!拔恼乱坏?,近于古之所謂立言者”,要立下一家之言本就很難,而要稱得上大家就更難了。

      張伯行從文學的“盛衰升降”為唐宋八大家做出了定位:《詩》《書》《禮》《易》《樂》《春秋》是為“六經”,這是“治世之文,文之本也”;春秋之《國語》乃衰世之文;《戰國策》乃亂世之文;秦朝無文;西漢之文,以賈誼、董仲舒、劉向為盛;東漢文弱;三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麗,亂雜而無章,立言之士,蓋寥寥焉”;到唐宋,這八大家令文章再度“蔚興”,“固不敢望六經,而彬彬乎可以追西漢之盛”。

      張伯行對八大家的文章做出如此之高的評價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批評。在張伯行看來,文章的好壞,在于是否合乎道。他認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其文雖工,而折衷于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而離合醇疵之故,亦遂形于文而不可掩”,張伯行便是從這個角度切入對八大家文章的批評,選擇他認可的文章編入選本,寄望這個選本“不特以資學者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即于此乎在”。

      與茅坤的選本相比,張伯行的選本首先是規模更加小,茅坤的選本164卷1371篇文章,張伯行的選本僅19卷317篇文章,對于初學者而言,張伯行的選本顯然更親切,正所謂“后出轉精”,張伯行的選本在選擇篇目與厘定評語時,能夠吸取茅坤選本的長處,而避免其短處。張伯行選本最大的特色,是推崇曾鞏的作品,三蘇中蘇洵的作品,張伯行只選了兩篇,未免太少。而張伯行推崇曾鞏的原因,在于曾鞏的文章不僅本于“六經”,而且為朱熹所喜愛。

      選本鮮明體現了個人或流派的文學品味,有的選本只絢爛了一時,有的選本則流行到了現在。張伯行的選本,直至今天仍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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